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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历程的回顾与思考—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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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人。

  市场上最新产品免费注册送88元体验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历经半个多世纪,文学史的编写原则也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中不断变化。

  摘 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历经半个多世纪,文学史的编写原则也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中不断变化。总的来说,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原则在不同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的指导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从最初国家主导的带有普遍的政治意识色彩的民族国家知识建构,转向为以民族国家知识建构为根本导向的知识个体生产。直至今日,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由国家规约的现代化知识生产转变为个体自觉的统一的现代化民族国家追求。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亟需整合民族美学与社会、文化、政治、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开拓出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独特而合理的新格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项目编号:13&ZD121)阶段性成果

  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工程,从1958年正式开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等在内的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学术体系。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设基本可以分为六大阶段,整个编写过程一波三折,历经几十年,每一阶段都伴随不同的时代背景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由于各个民族文学史发展情况不一,有些民族至今还只有一部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概况,为了更加全面直观地反映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历程,我们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文学史数据是广义的文学史历史概念,既包括专门的文学史,也包括文学概况、文学资料汇编等。

  进入21世纪,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了撒拉族、畲族、裕固族、仡佬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其他民族都有了本民族的专门文学史,虽然裕固族、俄罗斯族这两个民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但也各有了意义等同的文学概况性质的专著,如裕固族的《裕固族文学研究》(武文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俄罗斯族的《俄罗斯族文学概况》(杨凤培、柴恒森著,内部资料,新疆社会科学院印发,1983年)。很多60年代、80年代版本的民族文学史也陆续重新出版修订本,且在21世纪初(2013-2015)掀起修订再版的热潮。经统计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出版的文学史著作,有两个及以上版本文学史的民族有白族、布依族、藏族、朝鲜族、傣族、侗族、哈萨克族、回族、黎族、满族、蒙古族、苗族、纳西族、维吾尔族、彝族、壮族。有一本专门民族文学史的民族有保安族、阿昌族、布朗族、达斡尔族、德昂族、东乡族、独龙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高山族、哈尼族、赫哲族、基诺族、京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拉祜族、傈僳族、珞巴族、毛南族、门巴族、仫佬族、怒族、普米族、羌族、水族、塔吉克族、土家族、土族、佤族、乌孜别克族、锡伯族、瑶族。还有的民族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初稿,如塔塔尔族和俄罗斯族,新疆社会科学院1983年编印《新疆塔塔尔族文学概况》和《俄罗斯族文学概况》,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正式出版,不得不说这是很大的遗憾。截至201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正式出版的各类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包括族别文学史和综合性文学史、初稿和修订版、民族语版本和汉语版本、断代史和专门史等,共有二百多部,其中维吾尔族的各类文学史有二十多部,版本最为丰富。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历经半个多世纪,文学史的编写原则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中不断变化。总的来说,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原则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初始阶段,文学史是国家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编写原则带有普遍的政治性和阶级性色彩。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受“文革”影响暂停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重新启动,以重要的两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会议拟定原则为切入点,研究范式发生变化,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政治形态色彩褪去,但仍然以国家知识建构思想为根本导向。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原则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普遍带有阶级性、人民性的国家知识话语转向为知识分子个人化为主的国家知识生产行为,理论框架更为宽广,研究方法更加多元,从而使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和格局。

  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初创期”,“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产生与初步形成,客观上存在已久的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艺术,被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被提出、命名、建构;国家政权不断地将少数民族文学整合到整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来,赋予其特定的“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位,将其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完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举措。此发展阶段,又可以分成两种理论话语形态:第一种为“兄弟民族文学”,第二种为“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1960年8月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发表,使得“少数民族文学”称谓正式定型,成为了一个跨民族、跨历史的统一性的概念;也完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由侧重于各民族文学平等的“兄弟民族文学”向侧重于“完整”“平等”的“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过渡。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初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初期,少数民族文学的“人民性”、“两种文化的有无”、“阶级性”、少数民族文学搜集与整理的方法与原则、少数民族文学史编纂中的历史分期、作家作品归属等问题,在着手开展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过程中同步展开讨论。

  1958年中宣部就曾着手开展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7月17日召集来京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的有关人员座谈,后由于“文革”使其工作停止。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原则的初步意见,“文学史应从古至今,写到目前为止。全国解放以后历次运动中各民族产生的新作品,都要加以阐述。写‘史’或写‘概况’,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要强调劳动人民的创作,强调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1)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指引下,文学史编写原则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阶级论为纲,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析文学作品,给文学作品定性,文学作品入史的标准不是以文学审美为核心标准,而是以政治立场是否正确、是否有利于各民族团结为首要条件。文学史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文学史是一种国家知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多民族”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对民族国家构成的客观描述和法律规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国家必然要行使国家权力建构,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一致的国家知识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知识化和学科化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2)

  为了更快写出一套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者文学概况,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61年编写制定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出版计划(草案)》,对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具体的编写体例作了说明,这也成为此阶段和稍后问世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基本体例。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体例与以往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体例有许多差异,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史不仅要叙述各民族的文学现象,而且也要写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简要介绍各族形制各异的民族文化有利于更好地阐释民族文学现象和民族文学发展脉络,但最重要的还是以说明本民族的文学发展情况为目的,不宜喧宾夺主或离开文学而过多地谈社会历史和其他方面。其次,关于入史的标准问题,写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必须是对本民族文学发展有一定贡献或者比较有社会影响(包括反面影响)的作家作品。此外,关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比重,鉴于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较丰富的民间文学,而作家文学起步晚,因此,各民族的文学史详古略今。但文学史要求写出文学发展的全貌,并且应给予重要作家作品相称的文学史地位和评价,所以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古今比重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平衡,各民族文学的古今比例并不完全一致。

  由于没有可资借鉴的文学史写作经验,初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完全是尝试性质的,加上少数民族文学不同于汉族文学的诸多特质,导致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要注意区分文学“史”和文学概况。文学史的叙述方法,要尽可能以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家或者作品为线索,写出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过程,但部分章节也可按照某一时期的文学体裁集中叙述。文学概况可以有不同的叙述方法,重在对文学面貌的介绍和概况,因此可以缺少对作家作品文学史地位的评述。文学史和文学概况有明确的分野,宁可把具有文学史内容的著作称为文学概况,也不能把实际是文学概况的著作称为文学史。这一时期,由于研究工作的刚刚起步,受制于民间文学资料的匮乏,尤其是只有民间文学而作家文学还不甚发达的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困难重重,文学史的写作主旨还集中在全面展现文学发展概貌的方面,所以最早问世的《蒙古族文学简史》《白族文学史》《苗族文学史》等3部书稿准确来说更像是本民族文学概况介绍,而1980年面世的《蒙古族文学概况》《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概况》《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传略》等直接以概况或者简史来命名更加直白凸显出此时期文学史编撰的文学史观和体例特点。总的来说,此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有如下特点:

  首先,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体例的问题。受苏联学派的影响,写文学史要研究上层建筑,且要研究上层建筑互相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叙述各民族的文学现象时,需要适当地介绍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艺术和民族风俗习惯;分析文学现象时,不仅要指出它们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还应说明它们和其他上层建筑(政治、哲学、宗教等)的相互作用。文学史要写客观的发展过程,要对文学发展中发生过的各种文学现象加以阐述。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与宗教的问题是普遍存在需要详细阐述的。

  其次,以上方面基本概括了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的基调,在不违背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学界还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厚古薄今”、“民间文学有无两种文化斗争”问题展开了讨论。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概况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反映各少数民族文学的面貌,因此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必须全面搜集、忠实记录,在整理工作中不要肆意篡改,不要轻易否定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消极”成分,这里的“消极”常指的是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压迫。这是当时阶级斗争占据意识形态历史舞台的产物,导致了文学史的写作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另外,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的争论,对待民间文学要批判的继承,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对古今的应用是不一样的。政治标准始终是第一位的,但不能用当时的政治进步标准来评判古人,不能只看一个作家或者一篇作品当时的政治态度,他们的政治态度是受其所处的时代和所属的阶级限制,他们的政治态度是属于过去的,他们所留下的优秀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历史、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想,客观真实的记录历史才是它最重要的现实价值。

  总之,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原则主要偏重于文学的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标准来评判文学作品和作家,以意识形态的发展脉络作为文学史编写的时间顺序。当然这样可以更好地体现文学的社会现实精神,更好地以与时俱进的学术成果与理论研究反思并协助当前的社会变革。但是,也应看到,完全偏重文学的意识形态,按照思想史的模式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把少数民族文学史写成阶级斗争史、思潮发展史,这种以阶级观点为基准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流变予以描述和阐释的知识建构路径,暴露出明显的机械论色彩,因为它不能完全、客观地体现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更不能将文学史的写作提升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3与“文律运周,日新其业”(4)交融互动的高度。

  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工作从1958年开始,自1958年7月至1961年3月,先后召开了有关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工作的两次座谈会和一次讨论会。在此期间以及在此之后,各地编写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共编写出十几部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初稿。此后由于“文革”,这项工作被迫暂停。1978年12月,中国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建设事业从此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昆明再次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标志着这项工作重新启动。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告别“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话语”,逐步确立起以民族为本位的“民族文学话语”,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重启和新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民族主体自觉的表现。

  1983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编写、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正式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述中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的大型专著。毛星在《前言》中说,“这是一部介绍性的著作,不是历史,不是理论,不是批评,也不是评介”(5)。1984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编写计划启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在全国各地继续进行,这些著作,都以自己独有的内容和风格填补了中国文学史建设领域中的许多空白。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揭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各阶段文学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少数民族文学史专著。

  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不仅仅具有文学史的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著作还具有民族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性质,因为这些民族的文学大多是民间口头文学,许多民间文学作品与本民族的历史、社会、思想关系异常密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流变史与民族文化整体的演变息息相关,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应该是多种学科知识的综合与多方面本质因素交融合作的结果,所以,为了全面把握少数民族文学本体及其发展规律,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写作应当也必须综合除文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如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将文学现象、文学发展脉络等与社会历史演进、社会文化变迁联系起来,以广阔客观的文化视野来考察和审视文学现象、梳理文学发展过程,由此还原阐释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真实状貌。在这样的文学史观的指导下,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有关于编写框架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注重全面展示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成就,大致将其分为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大部分,只有那些千百年来一直以口头形态从事文学创作的民族例外。总的来讲,这一时期已初具雏形或正式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学概述,大致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均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按照文学体裁和发展过程依次介绍。以藏族文学为例,共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文学、传记文学、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民间戏剧、民歌、民间叙事诗与颂诗、作家诗歌、文学理论与修辞等单元。第二种,有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而以民间文学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如苗族、壮族、彝族、满族、傣族、白族、土家族、柯尔克孜族、纳西族、锡伯族等,对民间文学部分着重介绍,按体裁对民间文学细致分类,集中书写阐释各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部分,即一般将其凝缩为一章或两章。以彝族文学为例,共分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抒情诗、民间叙事诗、民歌、谚语与谚语诗、当代文学等单元。第三种,民间文学资源丰富而作家文学匮乏的少数民族,如傈僳族、佤族、黎族、畲族、鄂伦春族、撒拉族、赫哲族、仡佬族、珞巴族、基诺族,按照每个民族民间文学的实际情况,分别进行介绍。以佤族文学为例,共分神话和传说、史诗和叙事诗、民歌、民间故事等单元。

  其次,文学史写作前都先简要地介绍每个民族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等,然后按照文学史发展的顺序介绍每个民族的文学样式和主要作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较多与音乐、舞蹈、戏曲、表演相关的内容,在说明具体文学作品时,简要提及。

  再次,确切的说,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史也更像是各个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况,对各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重在全面和概览,较少对作品的批判性评论。且对入史作品的选择采取有无民族性的单一标准,如果作家是少数民族,但所写作品既不反映民族生活也无民族特色,不纳入本书的介绍范围。确属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但已载入中国文学史中,简略提及。

  文学史的最高任务是探索、发现和总结文学的发展规律,诸如文学发展的内部矛盾是什么,怎样由于各种矛盾的变化而显示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文学的“源”与“流”的辩证关系等。因此,这就要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者,既要探究一般的文学发展规律,也要研究进步的文学的发展规律。严格的说,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与作家作品评论的研究对象有本质的区别。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对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微观梳理重在对作品、作家的全面概述,侧重于对文学文本本身的客观考察,在此基础之上再结合少量的主观的文学评论。

  文学史要对文学历史进行全局性、整体性的宏观考察。文学发展的过程是多层次、多结构的,所以文学史的宏观研究要求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中去考察各种文学现象。不管是“纵观”还是“横观”,目的都是从宏观角度观察文学历史和文学现实,从而透过繁复的文学现象认识文学历史的本质,揭示出文学的固有规律。这些文学规律包括民族的某个文学体裁的发展程度和社会地位、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殊轨迹、民族文学不同发展阶段受到的影响因素等。在探明这些文学发展规律基础之上,文学思潮的流变、文学主题的嬗变等才能得到综合的考察和研究。相反,如果仅仅着眼于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者作品的某一方面的研究,这就会忽略每个文学发展阶段文学思潮的真实动向,众多作品所蕴含的真正意向必须要放置到整个文学发展的宏观研究中才能看得比较分明和透彻。所以,把握文学的宏观研究层面对文学历史和文学现实的直接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和客观,不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因此,从如上层面来说,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对少数民族文学现实作了最全面的概述,是对中国文学史模式的颠覆,不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还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功绩都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在这样微观层面的厚实的文学现实基础之上,要继续把握宏观的文学发展动态,提炼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的固有规律。总之,文学史研究要探索文学发展史的流变规律,即是在一个文学历史发展长河中进行分析、概括、综合的过程,需要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辩证地统一起来,探究社会文化思潮与文学自身演化机制的双向互动才是较为有效的研究范式。

  最后,“对于文学史这种知识建构而言,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写作的规约,与文学史的知识属性是矛盾的统一体”(6)。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史的规约首先要遵循知识本身的科学属性,所以,知识建构个体在具有国家意识的同时,会依据文学史知识自身的科学性对国家权力意识进行检视和修正。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原则与文学史观基本延续了前一阶段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方针的讨论,但相比初期,这一时期文学史编写的意识形态色彩趋于减退,对作家或者作品的评判从以阶级斗争为主要评判标准向以文学审美原则为主要评判标准过渡。20世纪80年代后的民族文学史编写实现了从国家知识建构向民族文化自觉建构的转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减弱,变成现代知识生产的一部分。然而,尽管没有直接的国家意识形态干预和指导,但是民族文学史本身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必然要受到隐性意识形态———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仍然规范着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者集体或个人的写作行为。比较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召开的有关民族文学史编写的研讨会内容,“无论是60年代制定的指令性编写原则还是80年代制定的指导性编写原则,其精神始终一贯,这就是:通过组织化的学术行为,通过现代性的统一思想,并且通过汉语这一统一的表述形式,将民族自我意识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7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在这里展现出显性和隐性的双面性,即知识分子个体知识生产中对民族现代性发展的自觉追求与现代民族国家主导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建构,两者共同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集中地表现为建构“多民族文学史观”理论形态,提炼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的理论范式。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以“各民族文学关系话语”为主,同时“民族文学话语”也仍然在延续,可视为由“民族文学话语”到“多民族文学史观”转变的过渡期。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开展的“各民族文学关系史编写”工程,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从侧重于民族本位性的建构,向侧重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转变,最终指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学史格局。1997年问世的《中华文学通史》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的开山之作。《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等的相继问世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范式的转折。

  除此之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在全国各地继续进行。四十多个民族的八十余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著作正式出版,其中有些民族还出版了两部或两部以上的文学史著作,例如蒙古族、壮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从前期注重阶级性、人民性、饱含浓郁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知识建构转变为知识分子个体的学术生产行为。各种版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出现,55个少数民族基本都撰写出了各自的文学史。而且21世纪初还迎来了少数民族文学史修订的高潮,许多初撰于20世纪60年代或者80年代的民族文学史纷纷在2013年至2015年间重新修订再次出版,例如攸延春著《阿昌族文学简史》,1998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14年再次修订出版;李缵绪著《白族文学史略》,1984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2014年修订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除白族、阿昌族外,还有拉祜族、鄂伦春族、佤族、羌族、怒族、德昂族、傣族、达斡尔族等民族都纷纷于此期间修订本族文学史。这些修订版本相比初版增补了许多新涌现出的现当代作家文学作品,除此之外,最大的修订就在于将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划分观念的文学评论和作品定性等内容删除。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既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出现在各种综合性的“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文学史”“中华民族文化概论”中,同时又以个体独立的状态成为各个民族文学的综合性概述。

  我们对迄今已有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少数民族文学综合史和各族专门史经历了从不自觉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到自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追求。“纵观至今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包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不同版本各个民族的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知识分类模式和体系建构途径,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建构方式,一种是总体研究,一种是分解研究”(8)。总体研究是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考察,着眼于各个少数民族共有的文学起源、共有的文学样式、共有的民间文学题材、共同的文学影响因子等,整合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共同性,提炼其中相同或相似的规律与特点。这种建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模式高屋建瓴,从一个极高的、宏观的视野对少数民族文学史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有利于把握中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整体发展规律。这类文学史模式的代表著作有梁庭望、张公瑾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分别从少数民族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分类、少数民族文学纵横关系论、少数民族文学与周边国家文学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法论、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社会等方面概论55个少数民族文学。“分解研究”由白崇人提出,他认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是复杂多样的,虽然各民族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共同性,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规律与特点,但每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之处。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各民族的文学创作都有长足的发展,但发展的表与里却千姿百态、不尽一致。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因素都在影响着每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的气脉。如果按照以往的思路只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整体来研究它、评价它就远远不够了,必须对它进行‘分解研究’即对每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进行研究,作出评价。”(9)分解研究着重于从微观入手,探析各民族文学创作发展的面目和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比较各民族文学创作的异同和不带有普遍意义的个别文学现象,分别探析不同少数民族文学的面貌才能客观展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全貌,看清不同民族个体也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整体,这样由小到大、积沙成山的客观评价工作才能促进每一个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如果“总体研究”不建立在对单个民族文学创作研究的基础之上,往往会出现以偏代全、以少概多的弊端,容易忽略对某些尚处后进的民族的文学创作的状况和问题的了解与认识。

  总的来说,无论是综合性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还是单个民族的文学史,此时期文学史编写所秉持的文学史观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进一步淡化,是否政治正确、是否突出各民族团结统一已不再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或者作家入史的首要标准。其次,不论是综合性或是单个民族的文学史,基本都是编写者个体的知识生产行为,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知识化的标志。但是,在认可文学史是知识分子个人知识输出性质的同时,仍不能忽视文学史不同于其他个人知识输出的关键特质,即国家知识属性,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编写中,国家知识属性逐渐从幕前走向幕后,少数民族文学史知识生产中的“民族国家”从有意识的主动建构转向潜意识的自觉追求。“我们也应明确由于文学史所具有的国家知识属性,因此这要求文学史编写首先要具有明确的国家意识,从国家知识的角度来规约自己的学术线)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初期,国家提出“政治立场正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规范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过程中知识生产的基本原则是政治意识形态,“这一基本原则保证了国家在占有现代性资源方面处于主导地位”(11)。而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由国家主导的民族国家知识建构转向为知识分子自觉的现代化民族国家追求。

  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要将个人话语权力与国家知识属性结合起来,充分理解和认识作为国家知识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少数民族文学史应更加客观、全面地反映五十五个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科学研究和总结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双重历史发展规律。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从无到有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中国文学更加丰富多彩。少数民族文学史也是中国文学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写汉族文学的文学史称不上真正的中国文学史,由于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相关研究的迅速发展,树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打破旧有的中国文学史框架,重写包含五十六个民族文学的文学史,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这也将改组整个中国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现状和未来产生巨大影响。回顾半个多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历程,在认可其拓荒性质的学术成果和肯定其巨大历史功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直面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仍存在的问题。

  第一,中国少数民族各族别文学史著作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陆续出版之后,至今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在这几十年间,各少数民族文学都有了巨大的发展,新人新作不断涌现,旧人旧作也有新的发现,文学观念不断更新,文学史观不断变化,对历史上作家和作品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和提高。所以亟需对已有的各民族文学史著作进行补充修订,甚至有些民族的文学史已然不能完全跟上其文学发展的节奏和步伐,不能涵盖文学发展的现状,陈旧静态的文学史与新鲜动态的文学现实严重脱节,因此重写工作势在必行。

  第二,已有民族文学史的现状表明,各民族文学史编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民族的文学研究队伍还相对匮乏,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意识不强,例如俄罗斯族、撒拉族、畲族、仡佬族、塔塔尔族等至今仍没有正式出版的专门民族文学史。而少数民族文学相对发达的民族例如蒙古族、维吾尔族、壮族、苗族等,文学史相当丰富,基本都有两个版本以上的综合性文学史和不同体例的专门史、断代史等。同时,文学史发达的民族都有专业的延续良好民族文学研究学术传统的研究队伍,专业的研究队伍反过来也保障了文学史编写的权威性,因为研究队伍的学术水准越专业,越能以更开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在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上有所突破,能更加全面、深入、系统地反映整个民族文学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规律,因此形成了一种正向的双循环,马太效应也愈演愈烈。在少数民族文化受到现代文明巨大冲击的现状下,如果对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不加干预,可以预见其结果,相对弱势边缘的某些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民族民间文学不仅日渐式微,甚至将直面消失的危险,因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工作亟待开辟新局面。

  第三,少数民族文学史具体的编写体例存在的问题。例如有关于分期原则的问题,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包括综合文学史或是各民族文学史,大部分都延用中国文学史传统的按照历史分期或者编年分期的编撰体例,固然这样的分期方法能够直接揭示文学发展的脉络,便于归纳和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但是以时间为主线的编写方法依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即在叙述文学现象或梳理文学发展脉络或归纳文学思潮时,容易生硬地割裂文学史本身演变发展的连贯性和因果性,影响文学史叙述的整体性,暴露出体系僵化的弊端。尤其是对于拥有大量民间文学作品的少数民族文学而言,民间文学本身的时间属性就是模糊不明的,不同民间文学类型的发展规律并不能与历史体系完全重合,如果生硬的按历史分期法如朝代更替、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对其发展脉络进行分段,只能大致反映其发展的历史时代背景,而忽视了其最本质的文学性价值。

  尽管少数民族文学史按照历史分期的研究方法存在诸多弊端,但是“时间概念仍然是历史知识的主要工具之一”(12),所以它仍然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手段与标志性特征。就少数民族文学史分期问题而言,仍然有许多问题丞待解决,但55个少数民族不可能存在唯一正确的研究模式与方法。因而,正确的文学史观应该是不断向传统的文学史分期观念挑战,推动文学史编撰及相关工作以整体视角与逻辑性为理论支点,向宏观性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此外,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存在史多论少的问题,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史发展初期就存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几部综合性文学史的问世对局部现状有了较大改善,但未能改变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整体格局。一批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程初期问世的文学史著作,由于急着完成国家话语建构的工作任务,即以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完成建构平等团结的中华民族的政治目标,受限于时间紧迫、资料匮乏,初期很多的少数民族文学史采取了文学概论、文学简史、文学资料汇编的形式,对文学史现象的叙述性描述较多,而对文学史现象和文学史发展规律的评述较少。但是,顾名思义,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它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基于宏观的整体文化背景来摹写文学发生的历史情境、产生机制、影响因素、变化规律等是文学史撰著的题中之义。因此史多论少的文学史书写还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学史。

  回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事业的发展,我们梳理其发展足迹,总结归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的特点与规律,回顾过去的同时又展望未来,我们既要规避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指导的文学及文学史观的知识生产的意识形态性弊端,也要兼顾韦勒克的“文学史的新理想”,即超历史性、超意识形态的纯粹文学审美追求。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只有以“文学性”为核心标准,总结出各个民族“各美其美”的民族审美特点,打破固有的知识结构与历史理念,依托开放多元的文学史观,坚持历史态度与美学标准的统一,整合少数民族文学民族美学与社会、文化、政治、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才有可能开拓出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独特而合理的新格局。

  1.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84年,第2页。

  2.李晓峰、刘大先:《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7.吕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国家学术与现代民族国家方案》,《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

  11.吕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国家学术与现代民族国家方案》,《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

  12.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10页。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历程的回顾与思考—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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